• 內部郵箱 用戶名 密碼
    首頁>出版社新書


    《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憲政歷程——美國最高法院司法判例研究》

    效果圖(10)_副本.jpg
    ISBN號:648 頁 所屬欄目: 政治類
    作者: 賀文發
    書名: 《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憲政歷程——美國最高法院司法判例研究》
    定價: 120 元
    出版時間: 2015-06
    簡介:

    本書主要講述和闡釋自建國以來,美國言論表達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如何在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保障下一步一步從“休眠”“激活”“光榮時代”行進到當下的歷史進程。探討和分析聯邦最高法院行使憲法解釋、司法審查、自由界定之權力背后的種種影響因素。作者精心篩選和解讀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的二百多起關涉言論表達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范疇的司法判例,最終勾勒出這一抽象自由的“真實面貌”與“具體界限”。最高法院大法官撰寫的法庭意見、同意意見以及反對意見引經據典、各抒己見、唇槍舌戰、文采飛揚、精彩紛呈,讓我們發現司法裁決背后所仰賴的法律哲學思辯邏輯之嚴謹、思想洞見之深刻、人文關懷之精神。

    目錄:

    【前言】前 言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護一般而言對一個社會有如下價值:首先有助于發現事件真相或有助于呈現真理,因為大凡真理都具有愈辯愈明的特征。這一點自約翰?彌爾頓至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等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已多有論述,實際上也是本書中談及的“觀念的市場競爭”所蘊含意項的最本質反映。若溯其源流,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所謂“人是擁有邏各斯的動物”意謂“人之為人,乃在于擁有獨立思考與言說、表達、溝通的理性。”質言之,人類之文明最終依存于思想之自由,言論之表達。

    其次,有助于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決策。當代社會中的政治參與實質上就是公民對與公共利益相關聯的公共事務能自由發表看法和意見。這一點,本書中也有反復闡釋,所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其實質是對公共關切的公共事務,以及由此連帶出的對于公共事務相關的政府官員以及公共人物等予以評判的自由。公民的評判自由與當今政治治理中的政府信息公開究其本源實乃異曲同工,是民主政治這枚硬幣的兩個層面。某種程度上,公民言論自由(現代社會,言論自由更多借助于新聞自由來實現)的保障可以扮演促進政府信息公開倒逼機制成型的角色。

    再次,有助于創造和形成一個避免使得社會出現大的失序、混亂乃至政府坍塌境況的“安全減壓閥”。因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使得社會上不同(甚至是極端的)聲音有充分的渠道得以表達,從而可以減緩他們對和平之外其他手段(如秘密結社等)的訴求。反之,這種層面上自由的張弛程度也與一個政府對自身社會治理的自信程度成正比。為了避免出現大的失序與混亂,則必然要承受一些小的因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帶來的沖擊和震蕩。這當然是一種對政治治理團隊的智慧挑戰,政治治理的目的是尋求和諧和秩序,但消滅任何差異和沖突的“天堂秩序”幾乎不可能存在。就政治治理而言,社會化的差異觀念是一種常態,而無差異化的一致幾乎不存在。

    第四,有助于確保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追求。因為表達自由可以幫助個人有效認知自我,促進個人對社會認同的維系,最終可以讓社會中的個體人感覺到做人的尊嚴。這一點,在美國更多體現在一次世界大戰后聯邦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界定和保護狀況。大致而言,美國建國后乃至整個19世紀秉承的是共和主義的自治自由,而20世紀以降尤其二戰以來則轉變為自由主義的程序自由。簡言之,前者強調的是公民的美德,而后者更多看重公民的權利。就美國的政治進程而言,共和主義的自治自由有其歷史污點,如“共和主義的傳統與奴隸制、排斥婦女參與公共事務、選舉資格財產限制以及本土主義者敵視移民等現象的共存,甚至共和主義傳統還為這些做法提供說辭。” 也正因為如此,本書中一再強調的一個事實性觀點與此形成一種反觀的默契呼應——即第一修正案關于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規定及其司法效應在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近一個半世紀里幾乎是被遺忘的塵封歲月。

    第五,有助于發揮公民社會權利對政府權力濫用的有效制衡(checking abuse of governmental power)。哥倫比亞大學社會新聞學教授舒德森在他的文章中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把這一點說得透徹至極:新聞業時時刻刻關注與監督的焦點人物是那些站在舞臺上表演的統治者(the governors)而不是坐在禮堂里觀看演出的被統治者(the governed)。……這一切足夠在那些手握權柄的人的圈子里制造種種恐懼——在公眾面前的尷尬或丟臉、引發公眾的爭辯和論戰、導致法律訴訟,或是對輸掉競選的擔憂和恐懼。新聞媒體這份職業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使得那些擁有權力的權威人士感到恐懼、焦慮和敬畏。 質言之,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自由的核心即保障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利,而這也恰好是理解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最精當也最本質的入口。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判例對于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偉大彰顯也恰恰表現在這里。言論自由的理論家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認為最高法院對該判例的裁決值得信奉自由的人們“當街起舞”。

    第六,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護有助于形成一個和諧寬容的社會氛圍。從近代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凡是言論自由(在近代歐洲尤其表現為對一枝獨大的天主教的自由討論和抗議)得以保障的地區,則其政治空氣相對和諧寬容、社會相對開明、經濟相對發達。當然,后者的發達、開明與寬容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障。總之,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自由的保障有助于形成一個多元開放、富有活力和積極創新(diverse, robust and creative)的社會。

    對于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和自由民主社會而言,上述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的種種利好基本有達成共識的底線和基礎,即無論對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亦包括籠統劃分的左派和右派),無論對于上層精英、中產階級和普羅大眾,基本都能接受。退一步而言,即便當今世界那些為多數所不齒的專制獨裁國家也宣稱和標榜對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的青睞和鐘愛。但這里的問題在于大家都接受的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自由只是停留在一個形而上的抽象意義上的概念自由,一旦涉及到對這一抽象理論的具體實踐和身體力行則不免產生分歧,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爭議。

    這個即便在把自由作為最核心文化價值觀的美國也概莫能外,早年殖民地圍繞宗教自由和信仰正統的闡釋處處閃爍著刀光劍影與沖突。第一修正案1791年通過后的整個19世紀——即便有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原則作為依托使得《權利法案》中規定的公民各項根本自由和權益呈現“公民權利聯邦化,憲法權利全民化”——也并不多見關于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司法訴訟。這一艱難的發展過程即一明證:落實書面上憲法自由和權益從來就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某種程度可以說是一戰刺激了美國言論表達權利在社會各階層的討論、爭執和反思。歷經20世紀的風雨洗禮,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的神圣地位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尤其在美國各級法院基本達成共識。但這種共識依然只能是一種抽象觀念上的共識,亦便到今天,聯邦最高法院對一樁樁關涉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的具體判例的司法裁決,除過少數的全體一致投票,大多數都存有爭議,有時甚至是反映社會不同階層難以彌合的分裂性爭議。

    因此,所謂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的自由實質上是一個國家在某一歷史階段以某種制度性的規范通過正當法律程序由司法機關對自由邊界的協商性裁定。換言之,這里的自由權利是國家(包括法官本身)以傳統文化價值與社會共同經驗為基礎,綜合考察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公共屬性”或“公共利益”,借助于自身或他者的智識結構與理性判斷而推論出來的一種法律或憲法解釋。不同時代的憲法解釋銜接起來也即本書標題所謂的“憲政歷程”。 簡言之,一個實行憲政的民主政府無論怎樣宣稱其理論上對自由、民主、平等等憲政信條的服膺,其政府的代理人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上必然要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一般而言,在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和社會中,司法機關遵照“正當法律程序”行使的自由裁量權便代表著正義的化身,也是正義賴以保障的最后防線。質言之,法諺中所謂“立法是對權利的分配;而司法是對權利的救濟;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的要義也正在于此。 這里的自由裁量權或協商性裁定實質上即是政府司法機關在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自由權利與其他重要的社會權利(如隱私權、公平審判權、不得有做偽證的言論自由等或發布出版欺騙性或誤導性商業廣告、兒童色情讀物等)或利益(如國家或社會安全、穩定或秩序等)之間的一種界定或權衡取舍。

    這種相互權衡取舍的權利又可稱為“競爭性權利”(competitive rights)。此種權衡取舍與分割劃定一則由于法之本質乃在于對自洽的邏輯體系的權責界定;二則出于法律往往需要與當下的道德體系(或社會的共同經驗)相適應,以產生最少監督成本,所謂道德乃最便宜的法律。但無論怎樣權衡與取舍,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都是憲法權利中最為珍貴的權利之一。它是其他所有憲法自由和權利賴以依存的母體自由,如杰克遜大法官所說,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及其他一些基本權利是不可訴諸于投票來決定的,這些權利亦不取決于任何選舉的結果。美國著名憲法學家、哈佛大學法學院卻伯(Laurence Tribe)教授也指出,應當從“元自由”(metafreedom or metaliberty)的角度來理解新聞與出版自由(包括言論與表達自由)。 質言之,憲法(法院)對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自由和權利的捍衛應是常態,而對其限制則應是例外。

    當然按照當代西方政治自由思想史中對憲政的解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之間必要相互制約和制肘。政府權力部門之間的制約只是近代西方行憲政的一個層面(就聯邦制下的美國而言,還有一個聯邦權和州權的相互制約),另一個重要的層面是政府之外社會權利的彰顯和興起,這實際是西方近代文明“三駕馬車”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最緊要和最核心之處。而社會權利的核心表達又在于個人享有的自由權利。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彰顯和保障,那么無論政府權力各部門之間怎么制約都不大可能帶來“民有、民治、民享”的局面,甚至會走向專制和獨裁的反面。

    漢密爾頓(亦可能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對權力制衡以及限制權力的原因描摹的栩栩如生: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于同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在這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樣,防御規定必須與攻擊的危險相稱。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人的利益必然是與當地的法定權利相聯系。用這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就公民社會權利的彰顯和保障而言,托克維爾說得好:“除了一般道德觀念之外,我不知道再有什么觀念可與權利觀念媲美了,或者毋寧說兩者是渾然一體的。權利觀念無非是道德觀念在政界的應用。使人們能夠用以確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權利觀念。權利觀念明確的人,可以獨立地表現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從而不奴顏婢膝。屈服于暴力的人,只能自侮和自卑。” 他還說,“強制向來只是轉瞬即逝的成功因素,而被強制的人民將隨即產生權利觀念。”

    社會和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又可基本劃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即人之為人或生而為人最為根本的內生和內化權利,所謂根本即伴隨人生命始終,所謂內生和內化即不是乞憐于政府或權力的饋贈,亦不是任何外力可以隨意剝奪。被剝奪的唯一渠道只能是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就美國歷史而言,大約《權利法案》便是這個意義上的選項。第二層次即在上述根本的內生內化權利之外圍的其他社會權利,諸如接受教育權、就業工作權、福利保障權等等。最終,這種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存在、彰顯和保障既受制于政府權力部門在正當法律程序下的自由裁量,同時對來自權力部門的自由裁量又有監督和對抗。即以權利監督權力,即以自由內生內化的個人權利監督民主選舉代表(代議)的外生外化之社會治理權力。

    對政府權力部門自由裁量的監督和對自由裁量被濫用下的對抗——從而防范其可能帶來對大多數人或一部分人利益以及思想觀念構成威脅——的唯一辦法只能是讓普通民眾完全有可能就政府的行為展開辯論。這一點實際上表明民主的真正理想不是基于人民的所謂同意(consent),而是基于對政府所作所為的可論辯性(contestability)。換言之,要保證的是政府行為須經得住民主的論辯,而不必須是民眾意志的產物。 對政府行為的民主辯論實質上也是所謂法治的核心本意——即法治并非完全聚焦于對政府權力的防范,而在于有一種可以讓政府就其行為本身予以負責、解釋和答復的體制。這在現代社會也就是指公民既有服從自己選舉出來的合法政府的義務,也有對抗合法政府濫用權力的權利。

    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發展歷程而言,這實際上又是近現代民主與古代民主的根本性不同:

    古代雅典城邦制民主的核心即在于全民(當然是自由民)投票直接治理,全民投票形成的權力是一種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容置疑和分割的統治權力。投票表決是正義的最后表述。根據投票結果,少數服從多數。如果恰好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被人類文明史反復證明的一個必然存在的現象——那么少數人對多數的服從或多數對少數的統治也就是近現代民主啟蒙思想所批評的“多數暴政”或“民粹民主”;近現代的民主核心卻是公民選舉(委托)自己的代表(議員)進行治理,即間接治理,代表或議員的社會治理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甚至有制度安排故意形成分權、制約;這種治理不是至高無上的,而是可以質疑、監督和約束的,少數當然要服從多數,但多數須尊重少數自由與權利,而且有些東西,如前面所言屬于公民內生內化的第一層次的自由和權利,不是投票可以決定的。對公權力的有效限制和制衡,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承認司法裁決代表正義的最后防線等——亦即遵循法治、憲治等制度設計——為有效避免了古代民主可能帶來的“多數暴政”與“民粹民主”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

    美國研究民主的學者科恩認為,“涉及統治的,有一部分是壓服的權力,強迫被統治者,或違背他們意愿采取行動的權力。從這一重要意義來看,雖然一部分人民可以統治另一部分人民,但人民是不能統治他們自己的。”科恩還引用格萊斯通的話,“嚴格地說,可以構成一個民族的那么多人民從來就沒有自己管理過自己。在人類生活的條件下,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看來只能是他們應自己選擇自己的管轄者,同時,在某些選定的情況下,能直接對管轄者的行為施加影響。” 這里談論的就是間接治理的代議制前提——選舉投票制。而這其實正好是民主得以實行的一個政治自由上的保障——選舉自由和投票自由。所以從這個角度,民主的實現更多的是代表性,而全民對民主的踐行是通過參與和評判得以實行的。這也是為什么在美國,政治性的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總是優先受到最高法院的青睞和保護。

    20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卡爾?波普爾也認為,如果簡單地把“民主”這個詞語從詞源學上理解為“人民統治”,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因為每一個平民百姓心理都清楚,統治者不是他本人,所以他會覺得民主不過是一個騙局。也因此,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則應該是:它可以通過不流血的手段來更替政府。從歷史上看,古代雅典的民主,強調的也不是多數統治,而是不計任何代價避免獨裁統治。借助于修昔底德的記錄,我們讀到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們這群人中,可能只有幾個人有能力制訂政策、具體實行,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有評判的能力。”在今天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全部統治、全部當家,但是,我們要參與評判政府表現的工作,我們要扮演審判者的角色。卡爾?波普爾認為,選舉政治應該是這么回事:我們不是讓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評判舊政府的表現如何——投票日那天是舊政府繳成績單的時間。

    公民對政府的監督和對抗是否運行在一個健康軌道上,很大程度上又進一步取決于政府公共政策、公共事件或公共行為在決策前的信息公開程度、社會自由與民主的寬容風氣以及其治下公民的整體政治參與與法治信奉的素質。一般而言,檢驗一個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民主的與法治的一桿標尺往往就是對公民監督和對抗的寬容和接受程度。質言之,二者之間的關系正相關的,正相關系數的高低實際上也反映了一個政府對自身的合法性以及道路和制度的自信程度的高低。

    就今天人們對美國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憲法框架內的理解,未嘗不可這樣認為即——言論自由保障的核心并不在于它能發現多少真理甚或真相,而更多在于保護那些非主流的、偏激的以及少數派的言論權利。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以文學修辭的語言這樣敘述:一旦當你發現自己站在了多數派的一邊,就是你該停下來反思的時候了。尊崇程序正義的美國司法體系亦復如是,其司法的首要目標并非嚴懲罪犯,甚至也不是追求真相,因為真相有時候的確求而不得,故其首要目標是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尤其受憲法的最根本自由和權利)不受政府非法侵犯。

    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司法裁決,很多時候,其精粹的閃光點亦是來自于少數的反對意見之中,這一點恰好說明沒有人能占有和壟斷對真理的解釋權,而這恰恰是自由主義最為根本的出發點之一。人們需要自由是因為人們對真相或真理的不確定,對何謂正確的不確定。因為人們有懷疑的天性,所以寬容就應該成為至善的美德。就本文研究的主題而言,人們追求和喜愛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自由,其最終的目的雖然與對追求和喜愛真相和真理有關,但整個追求的過程卻時時體現的是一種對不同認識和觀念(甚至極其偏頗和偏激)的包容和寬容。

    民主政治的“妥協”很大程度上也是“寬容”的一種體現。尋找“天堂”的理路須在“宗教”與“信仰”當中,而在“人間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治理中,我們應當明白與學會“權衡”與“妥協”的藝術,欲求“大善”必須而且也只能以容“小惡”為代價。對于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自由而言,同樣如此。托克維爾這樣表述:因此,在出版問題上,屈從和許可之間沒有中庸之道。為了能夠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真正好處在于:“民主的自由舉辦的事業,不能每項都象開明的專制所做的那樣完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辦好的事業雖然較少,但它舉辦的事業卻很多。民主并不給予人民以精明能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往往不能創造出來的東西:使整個社會洋溢持久的積極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滿離開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論環境如何不利都能創造出奇跡的精力。”

    民主社會更多彰顯的是理性的判斷,而少有被天才的激情判斷所俘虜的機會,因此,民主社會少得見或者不出產曠古未有的英雄、先知和領袖;民主社會有能力盡可能地抑制弊端、罪孽,更可能避免某些無謂的人為悲劇,因此民主社會的目的在于培養和構建溫良的習慣,不擅長“創造”甚至是“制造”出一系列英勇的美德、高尚行為之先進典型、模范人物;民主社會不在于追求國家的強力和榮譽,卻力求保障個人的福利和生命的免遭涂炭;也因此,民主社會氛圍下的公民為一個繁榮的社會而付出,而滿足,卻少見那種為富麗堂皇的奢侈以及糜爛生活而得意的人。

    本書論及的“言論(表達)”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在美國的語境中,尤其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時代框架下,或者確切地說在20世紀的第一修正案的憲政歷程中的意義絕非指任何公民都被憲法賦予全方位的不論何時、何地、面向任何對象的任意表達,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本質或精髓僅僅在于保護那些批評(或評議,或評判)政府公共政策、公共事件和公共行為(及其背后的公共官員、公共人物等)的表達和出版免受政府的審查和迫害。

    研究美國早期新聞業的杰弗里?史密斯也認為1791年的憲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保障(guarantees)“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受國會山(聯邦國會山)剝奪,但究竟什么屬于(define)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則付之闕如。 換言之,憲法第一修正案并沒有對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給予定義或確切地說對其邊界予以明顯界定。這實際上也正是本書標題暗含的另外一種解釋,即“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自由”在美國歷史上的內涵和界定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定義及其邊界。而這一內涵和界定就聯邦制的合眾國層面基本依據聯邦最高法院對不同判例的不同裁決,而很多裁決所界定的內涵與邊界很大程度上又都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本書標題“憲政歷程”質言之實際上就是指美國最高法院在不同時代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自由的一個司法界定。這里的界定也即“憲政邊界”。因此,某種程度上說,本書的標題亦可等于“第一修正案中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憲政邊界”。所謂“憲政”一詞,可借鑒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王緝思先生在給任東來、陳偉等的著作《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一書題簽序言中所做題解的“憲政”之內涵——憲政即constitutionalism,即在判例、司法解釋、頒布法令中,依據憲法逐步形成一整套法律體系,借以治理國家。當然這里的說法更多局限于對憲政的司法裁決方面的狹義解釋;泛義而言,美國框架下憲政的元素又可包括私有制市場經濟(private market econmy)、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aracy)、政黨競選執政或參政(two political parties campaign)、聯邦制(federalism)、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等等憲政設計和治理模式。

    有學者對于“憲政”從政治科學的學理層面則作了更進一步的描述:憲政立足于雙重人性預設,持性惡的假定,即休謨所謂的“無賴假定”,這樣才能防止統治者作惡;對民眾,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們作為人所應有的尊嚴,去保障他們的自由、財產和權利。憲政的精髓之一是用法律的手段使政治家對公民采取負責任的行動,為公民提供判斷政治行為合法、正當與否的最可靠的天平。對于一個政府,憲政關注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憲政的本質的確是而且必須是限政。憲政的功績在于把用法律取代暴力的原則從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這種憲政把政治納入法律程序,把殘酷的殺戮原則變成文明的“法治”原則。立憲政府意味著法律至上。 羅素則從另一個側面講到憲政的本質在于以理性獲得秩序,以權利保證安定:“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企圖不根據非理性的教條而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并且除了為保存社會所必須的束縛以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縛來保證社會的安定。”

    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所謂第一修正案中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自由的精粹以及核心表現為——對政府負責的政務以及對公眾關切的公務的言論表達和新聞評論最為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種保護的背后正是回應憲政中的核心——以言論表達、新聞報道及評論來限政。由這種保護可推知,政府官員即本書中所謂“公共官員”、“公共人物”,以及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公共關切)的“公共事務”大約是媒體最為關注的表達聚焦。所謂言論自由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府的特權;所謂街頭是窮人的寫字板或印刷機(the street is poor man’s printing)說得也正是這一層面的意思。

    本書在上篇中主要探討美國自建國以來,言論表達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如何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第十四修正案的保障下一步一步行進到當下的歷史進程。而這種行進的歷程又包括聯邦以及各州對兩大自由的規范和約束,各級地方法庭、聯邦法庭以及最高法院對兩大自由的解釋和界定。正是探討和分析最高法院對憲法解釋和界定背后的種種影響因素,包括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表現形態,形成上篇中兩大自由憲政歷程的歷史框架和理論闡釋。上篇中涉及的一些判例多數在下篇有詳細陳述,讀者在閱讀中可以互文參考。

    本書在下篇中對美國最高法院關涉第一修正案中第二自由(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司法判例予以詳細展開陳述。正是在一個一個的司法判例裁決意見書中,包括法庭意見、同意意見和反對意見,我們看到了上篇中歷史框架和理論闡釋在下篇具體案件裁決中的應用。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的終審法院,而這終審權又是由9名大法官投票決定。因此,這9名大法官也就是美國一切問題和爭議的最終司法裁決者。也因此司法的公正最終也要取決于這9名大法官的公正司法。在9名大法官被譽為“神”(基督教中,神是裁決人間“正義”和“是非”的最終把關人)的同時,我們要清晰明白他們也是人,是活生生的人。盡管聯邦憲法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司法獨立和公正的手段和措施,大法官們不可避免要受到來自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要素的影響,但最終影響他們司法裁決傾向的是大法官本人的司法哲學和司法理念。而司法哲學和司法理念很難超越時代的影響,盡管最高法院歷史上的大法官也涌現出一些先知先覺的偉大的時代先驅者。而這一切正是本書探討兩大自由憲政歷程中所要一點一滴予以梳理和解釋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書某種程度上是抱著“同情”與“理解”的路徑來“回溯”和“追記”二百多年來美國“言論表達”和“新聞出版”自由的憲政歷程的。

    下篇對判例陳述的文本主要依據美國最高法院對于每起判例所撰寫的判決意見書。這一點是需要向讀者預先說明的。所有這些最高法院的裁決意見書都取自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學院法律信息所自1992年所提供的公開電子文檔。在今天這樣一個電子信息網絡化的時代下,美國最高法院判例裁決的司法意見書只要聯網登陸,就可以進行文本接觸和閱讀。這或許是人類文明媒介傳播史中繼口語、文字、紙張、書籍印刷、報紙、雜志,電報、電話、傳真以及廣播、電視等媒介之后又一次的傳播科技革命,而且這次傳播革命,由于我們尚身處其中,所以其對人類文明影響力究竟有多么深遠,目前可能還無法完全估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網絡傳播改變了20世紀后半期人類文明的書寫與傳播方式,或者借用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表達風格:網絡傳播本身即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集大成者。

    還有一點需要向讀者說明的是下篇中對二百個左右判例的梳理經過再三權衡采用了按不同判例的主要特征以及其所圍繞的主要議題進行了類型的范疇劃分和編排。實際上,在筆者最初對這些判例的研究是根據法庭裁決的時間順序來排列的,但這么敘述,似乎又缺乏了對如此多的判例進行提煉和歸納的對比研究。當然,這么多的判例最終被劃分為19個類別范疇的概括顯然不夠科學,有時甚至顯得很勉強。但為了統一體例,只能如此。提醒讀者在閱讀本書下篇時,不要拘泥于筆者為這些判例所做的類別范疇的編排。舉例而言,本書中涉及到十多幾起關于耶穌見證會教派成員的司法判例,但并沒有放在一個類型范疇,而是根據不同的言論表達范疇、表達的權利主體以及表達的時間、地點或場合來加以敘述。實際在閱讀過程中,倒也不妨放在一起互文對照。最終,我們會發現,這個教派由于在美國基本屬于少數派甚至被主流教派打入另冊、劃為異端,但最高法院根據1938年斯通大法官的“腳注四”理論而對這些所謂的少數派極盡保護,對于凡是打壓這些少數派宗教自由的司法禁制令極盡“嚴格審查”之能事。這實際上也是前面所言理解美國言論與表達自由的一個切入點,即盡可能地寬容和包容。

    質言之,筆者期待通過對這些判例的爬梳和研究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的學者在這一塊領域耕耘研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本書適用于學習美國新聞史、美國大眾傳播法、美國新聞傳播與司法憲政理論的本科生與研究生,也適用于學習美國憲法學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對于研究美國文明史的人也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當然對于做中美文化對比研究的人,如果閱讀本書,也許應該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吧!

     

     

    【專業評論】

    【發行渠道】主渠道

    上篇 歷史框架與理論闡釋

    一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從“休眠”、“激活”到“光榮時代”

    1.黨派斗爭視角下的美國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史

    2.“權利法案”包括第一修正案的“休眠”階段

    3.隱藏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第一修正案的“吸納”

    4.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激活

    5.二次大戰及冷戰使得第一修正案再次“短暫休眠”

    6.“沃倫法院”與權利法案“巔峰榮耀”的光榮時代

    二 “兩黨政治”與“司法公正”之間的是是非非:以首席大法官的敘述為線索

    1. 初創時期的最高法院:早期共和思想與聯邦思想的初步彰顯

    2.“馬歇爾”法院:聯邦黨思想的穩固與“司法審查權”的確立

    3.“坦尼”法院:州權、農業自給經濟以及“司法自制”的理念

    4.“蔡斯”和“韋特”法院:“二元政治”與“司法自制”的秉承

    5.“富勒”法院:“契約自由”、“自由放任”與“司法能動主義”

    6.“懷特”和“塔夫脫”法院:保守的延續與社會權利的初步蘇醒

    7.“休斯”和“斯通”法院:最高法院的轉向與自由權利的第一次輝煌

    8.“文森”法院:“積極司法干預”與“消極司法克制”的大分裂

    9.“沃倫”法院:自由與權利的巔峰輝煌時代與二次“司法能動主義”

    10.“伯格”法院:輝煌的延續與“保守主義司法哲學”觀念的回歸

    11.“倫奎斯特”和“羅伯茨”法院:自由的繼續與“司法最低限度主義”

    三 20世紀美國自由主義內涵與維度的歷史變遷

    1.世紀之交:“古典自由主義”的浪漫與理想遭受重創的前夜

    2.哲學觀念的變遷:從古典主義“義務論”到實用主義“目的論”

    3.“法律哲學”觀念的變遷:從“自然法學”到“社會法學”

    4. 二戰前“公民自由”、“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的壓制和發展

    5.二戰期間公民自由寬松的內涵以及冷戰初期公民自由回縮的維度

    6.1953年“沃倫”法院以來的“民權運動”與“新保守主義”價值觀

    7.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共和主義在當代西方社會的內涵與價值

    8.1920年代以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與美國公民自由的歷史進程

    9.保守主義司法哲學觀念中被批判的“自由的邊界”與“法律的邊界”

    四 “司法能動主義”亦或“司法自制主義”?

    1.美國二元司法體系、普通法淵源以及“權力制衡”的法治原則

    2.經濟領域中的司法“能動主義”和社會領域中的司法“自制主義”

    3.社會領域中司法“能動主義”與司法“自制主義”的“拉鋸戰”

    4.社會領域中司法“能動主義”的榮耀階段與“自制主義”的回潮

    5.自由與權利保障的“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的是是非非

    6.美國憲法十四修正案中的“法律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原則

    7.近代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的兩種理性主義路徑

    8.“法律實證主義”與“自然法論”分歧背后的“能動”和“自制”

    9.美國自由主義歷史變遷背后的司法“能動主義”與“自制主義”

     

     

    下篇

    司法判例與自由界限

    一 界定自由的司法原則

    1.“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檢驗原則與言論表達自由的發展

    2.“言論表達”與“新聞出版”不得“事前限制”的原則

    3. “誹謗公法”與“誹謗私法”之間“實際惡意”的原則

    4. 對言論表達自由“過于寬泛與模糊限制”的不接受原則

    二 界定自由的權衡困境

    5.“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益”的權衡困境

    6.“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權衡困境

    7.“新聞自由”中“記者特權”的爭議性界定

    8. “表達自由”中“淫穢信息”的爭議性界定

    三 言論表達的分類保護

    9.“強迫性”言論表達的自由界限

    10.“仇恨性”言論表達的自由界限

    11.“商業性”言論表達的自由界限

    四 權利公民的分類保護

    12. 公共雇員“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界限

    13. 校園學生“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界限

    14. 未成年人“新聞自由”與“淫穢信息”的界限

    五 抽象自由的具體裁定

    15. 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方式下“言論表達”的界限

    16.(傳統、有限、非)公共論壇下“言論表達”的界限

    17.新舊媒體平臺下的“政府管制”與“接觸權”的界限

    六 電影表達與國旗保護

    18.“國旗保護”與象征性言論表達自由的界限與爭議

    19. 美國電影放映業從“審查”向“分級”制度的轉變

    日本三级,香港三级_日本一级特黄大片,黄三级100种日本免费-八八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