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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與啟示
作者:喬茂林    來源:《云夢學刊》2017年第6期
網絡編輯:時佳 發布時間:2017-12-21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摘要: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譜系十分龐雜,其在近代中國發生較大影響的部分的思想來源脈絡可以從戈德溫追溯至普魯東再到施蒂納,而克魯泡特金是這一思想邏輯演進歷程的集大成者,他們從人性互助論出發,反對一切可能導致威脅個人絕對自由的權力及其現實外化關系。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大致經歷了在海外中國留學生中傳播階段、五四運動前介紹進入國內的初步傳播階段、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廣泛傳播階段、與馬克思主義論爭失敗后的分化和瓦解階段。考察這一思想交鋒過程,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為:必須通過學術方式面對這一問題,無政府思想本身的價值必須得到認可,應辯證考察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為我們提供的思想資源,從而更好地繼承馬克思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絕對自由;傳播;理論論爭

  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早期傳播史中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是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已為我們所熟知,而把握兩者的差異與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性,則需要我們梳理無政府主義本身的思想演進脈絡。在此基礎上,清理雙方論爭的焦點問題與過程,為我們系統把握雙方在中國語境下的思想提供了前提性保障。面對這些思想資源,我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的同時,必須超越曾經全盤接受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與全面反對當時的無政府主義的形而上學思維,辯證地加以考察,從而為我們在今天的時代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真正有益的思想支撐。

  一、無政府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無政府主義是一個源于古希臘并且具有世界影響的思想流派,內部蘊含著復雜的政治哲學思想,其在近代中國發生較大影響的部分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戈德溫的《對政治正義的評論》。該書認為,政治正義的要義在于保障個人絕對自由,保障個人絕對自由必須反對任何有必要的權威性組織,而這種必要性僅僅限于面臨外部入侵力量破壞個人絕對自由時的自發性聯合。普魯東繼承了戈德溫的反對權威的思想并且對近代中國思潮發生了直接影響,他認為,不是一般性反對一切權威組織而是要具體地反對一切組織、國家和政黨,而是將它們指認為對自由與個人所有權的威脅,“所有權是一種天然的、絕對的、不因時效而消滅的和不可出讓的權利”[1],生產者在生產與交換中都必須根據維護個人自由的契約進行互助生產與等價交換,從而維護保障私有財產的公平正義。

  將無政府主義中個人自由原則發展到極端是由施蒂納完成的,“盡管社會欲圖使每個人達到他的權利,然而只能達到社會所認可的權利,社會權利,而并非真正達到他的權利。我卻由于自己力量的完整性而給自己權利或從我自己處取得權利”[2]。施蒂納不僅是贊同或者反對國家、財產國家、自然權利,而是進一步認為這些反對或者贊同的對象不過是幻覺,唯一重要的是個人利益,財產是個人意志與個人自由的保障,維護私有制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原則,任何聯合起來的組織都是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而存在的。無政府主義的體系化建構是由克魯泡特金完成的,他對無政府主義的貢獻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將無政府主義思想發展為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二是將此前反對非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批判立場轉換為維護者立場,三是論證了理智與良心是人性中最為深厚的情感,它由人類全部的進化歷程塑造而成。克魯泡特金認為,人的自由、創造力、道德水準的維持或提高訴諸政治權威與強制權力支配是無濟于事的,而他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是由人們自發的消除任何階級差別的組織來協調社會運行。

  通過考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邏輯演進,我們看到,其理論的根本原點在于相信人性中的自助與合作是根本的能力,擺脫權力統治人類就可以通過協作構建出沒有政治壓迫的理想社會,而權力統治不僅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而是指政治關系、經濟關系、社會關系中一切壓抑和威脅個人自由的統治力量。無政府主義試圖達到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滿足每一個個體自有存在,并且能夠為每個人發揮個人天賦與創造力提供足夠的社會關系保障,每個人都擁有充分的空間來實現自我發展,權力從組織回歸到個人手中,每個人都擁有參與決定集體未來的權利,而個人的道德水準也得到了足夠的社會空間保障。他們之間的分歧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實現理想社會方式存在暴力斗爭與和平推動的區別,二是關于個人財產與個人自由關系存在分歧,因此導致了是否廢除私有制的差異。

  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大致經歷了在海外中國留學生中傳播階段、五四運動前介紹進入國內的初步傳播階段、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廣泛傳播階段、與馬克思主義論爭失敗后的分化和瓦解階段。20世紀初中國的民族危亡與有識之士的尋求救國良策構成了無政府主義傳播的歷史語境,其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軍國主義、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等種種思想流派被先后介紹進入中文世界。無政府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傳播可以上溯至1902年“馬軍武翻譯的《俄羅斯大風潮》,由上海廣智書局發行。據說是這是國內第一本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書籍。”[3] 1907年,劉師培、張繼、何震等人在日本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于東京發起 “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形成了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派別“天義派”。同年,李石曾、吳稚暉在法國接受張靜江資助于巴黎創辦《新世紀》周刊,以介紹普魯東、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思想與各國無政府主義實踐活動,從而形成中國另一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派別“新世紀派”。列寧曾精辟論斷,“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它是失常的知識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無產者的心理狀態”[4]。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廢除權威思想,適應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北洋軍閥連年內戰的苦悶中對國家、政治、法律的否定心態,被其信徒稱為“中國的蒲魯東”的劉師復因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力而被民國初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者尊為楷模。他于1912年在廣州成立“晦嗚學舍”是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創辦該團體機關刊物《晦嗚錄》(后改為《民聲》),1913 年成立作為組織工人中心的“決然俱樂部”,向工人宣傳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他還主持編印了《無政府主義粹言》與《新世紀叢書》等其它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劉師復及其追隨者的影響下,各地陸續成立了一批無政府主義組織,“師復團體的努力使無政府主義在思想和實踐兩方面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5]

  1915年3月,劉師復于去世之后,黃凌霜、區聲白、朱謙之、鄭太樸等人成為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此后無政府主義思想通過新文化運動為各類思想傳播提供的平臺廣泛傳播,1918 年以后,全國各地先后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團體高達90多個,[6] 創辦刊物有70 多種,如《太平》(平社)、《進化雜志》(進化社)、《人群》(群社)以及以勞動問題為核心的《勞動》與《勞動寶鑒》等,[7]形成了無政府主義的巔峰時期,演化為不同的流派,其中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人物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被指認為“正統派”,他們以“實社”和“進化社”為組織基地,以《進化》為其主要宣傳陣地,既注重思想又注重組織方面的建設,宣傳他們是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科學思想依據。以朱謙之為代表的無政府個人主義派又成“新虛無主義派”,他們以北京大學“奮斗社”為代表社團組織,通過《奮斗》旬刊宣傳他們的思想,但影響比較有限。新文化運動后,伴隨中國革命形勢變遷,馬克思主義以不可阻擋的真理力量迅速占領中國思想界,陳獨秀的《談政治》一文于1920 年 9 月在《新青年》第8 卷1號發表,公開表達了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開端。馬克思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以否定一切強權的態度否定所有政府,并逐步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指出不應以否定一切的態度否定一切強權。對無政府主義展開批判的雜志還有《少年中國》、《先驅》和《覺悟》(《民國日報》副刊),馬克思主義贏得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地位,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陣營日漸分化并最終漸漸離開了中國的思想世界。

  二、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

  考察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的論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自由問題、無政府主義對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的“一切強權”的反對問題、自發革命與革命組織問題。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劉師復主張絕對的自由、極端的自由,包括國家在內的一切強權都是對絕對自由的干涉甚至扼殺,國家源于強權又是強權的象征,因此是首先應當反對的對象,將其廢除指認為人類獲得絕對自由的第一個前提。黃凌霜是無政府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認為絕對自由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核心,“無政府主義以個人為萬能,因而為極端自由主義,所以無政府主義乃個人主義好朋友”[8]。區聲白則將絕對自由主義放置于一個具體的團體內進行闡述,最終得出個人自由必須絕對高于人格團體的結論,“如果在一個團體之內有兩派的意見,贊成的就可執行,反對的就可退出,贊成的既不能強迫反對的一定做去,反對的也不能阻礙贊成的執行,這豈不是自由嗎?”[9] 作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代表人物的李大釗則對絕對自由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回應,論證了脫離具體社會談論自由問題的只是一種空洞抽象,“試想一個人自有生以來,即離開社會環境,完全自度一種孤單而岑寂的生活,那個人斷沒有一點的自由可以選擇”[10]。李達對絕對自由的批判則是從唯物史觀的經濟限制角度進行的,指出自由脫離了社會物質發展水平是不能夠真實存在的,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的自由必然受到歷史經濟前提的制約與規定。關于“自由組織”、“自由聯合”等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問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表示了在限定條件下的支持,“力求與彼此接近”[11],自由的真正實現是在馬克思主義所指認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陳獨秀則從歷史與現實兩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批判,他從歷史角度分析克魯鮑特金所推崇的自治市,認為自治市的失敗原因在于缺乏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勞動組織,導致了貴族可以輕而易舉地壟斷政權,而正是對絕對自由的推崇促成了新興資產階級利用自由交易剝奪勞動者,因此對于勞動階級的利益保障而言,提倡絕對自由“便不啻于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底恩旨”[12]。他從現實角度對絕對自由的反對是通過舉例論證來完成的,譬如在一條住著一百多戶居民的大街,出于公共利益考慮必須搬遷,而絕大多數人同意搬遷,少數人決意不肯服從,如果聽之任之,多數人同意搬遷的自由如何體現呢?如果按照多少人的意見搬遷,那么少數人的自由又如何得到尊重呢?“我們的社會乃是由許多團體結合而成,一團體內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會的各團有各團的意見,人人同意更絕是沒有的事”[13]。因此,陳獨秀認為,將問題的核心指認為絕對自由是尚未抓住重點的表現,自由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是建立在社會基礎上的,“我們應該覺悟,我們唯一的使命只有社會制度改革,否則什么個人的道德、新村運動,都必然是無效果的;因此我們應該覺悟,非個人逃出社會以外,決沒有絕對的自由,決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14]

  易家鉞的觀點集中體現了無政府主義對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一切強權”的批判, “我們不承認資本家的強權,我們不承認政治家的強權,我們一樣也不承認勞動者的強權”[15]。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政治統治形式本身的中立性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合理性兩個層次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反駁。陳獨秀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所指認的一切強權如制度、國家、政治機關、法律等政治統治形式本身是無所謂善惡而是中立的,其表現出惡的面貌是因為有人利用其作惡,“強權所以可惡, 是因為有人拿來了他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 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16]。既然剝削階級可以利用這些政治工具來剝削無產者,那么無產階級可以“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而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制度廢去,將過于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17]。在證明了國家的中立性之后,無產階級階級專政作為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核心內容自然成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無政府主義謬誤進行深入批判的思想,陳獨秀認為,“我們最終的目標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有強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18],在其消滅資產階級以前與消滅過程中,無產階級政權的存在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組織后依舊需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合理性在于,私有制從歷史現實中消失到從人的觀念中徹底消失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時期,“從私有財產在制度上的消滅,一直到私有財產在人心上消滅,又必然要經過長久的歲月;在這漫長的歲月間,無論如何都有發生陰謀使資本主義制度死灰復燃甚至于恢復帝制可能,我們不可能把社會改造看得太簡單,太容易了。”[19] 換言之,陳獨秀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合理性在于對私有制本身與私有制觀念的區分,后者比前者需要更漫長的時間才能消失,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后者需要比消滅前者花費更多的時間。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除無政府主義以外的一切革命的目標都是為了政權更迭,是少數人的革命,革命勝利以后不過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替另一種政治制度,而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目標不僅僅是推翻舊的政治制度,而是要廢除一切政治制度,建構以人與人互助高尚道德為根基的和諧社會。他們制定了五種革命方式來實現這一革命目標,“書說(書報、演說)、群眾聯盟、群眾暴動、平民抵抗(抗稅、抗役、罷工、罷市)、暗殺(以實際行動作宣傳)”[20]。暴力的合法性的根據是其具有明確的道德和社會意義,換言之,“如果暴力沒有明確的道德和社會意義,它將等同于恐怖主義”[21]。無政府主義者不僅把革命手段看成實現革命目標的方式,而且將其同時視為社會力量重新整合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次靈魂革命之旅,人民在暴力中獲得境界的提升和思想的升華,從而鑄就了新的人格。無政府主義者根據其固有的去組織化原則,迷信自發革命斗爭,反對中國無產階級組織自己的政黨,李達針鋒相對地指出,“什么勞者自由的結合,完全沒有用處,階級爭斗,就是戰爭,一切作戰計劃,全靠參謀部籌劃出來,方可以操勝算,這個參謀部就是共產黨”[22],指導無產階級革命是共產黨的責任,“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應先由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組織一個共產黨作指導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無產階級的頭腦,共產黨人散步到全體中宣傳革命,實行革命”[23]。嚴密的組織是實現革命目標的堅實保障,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超越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原因。

  三、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論爭的啟示

  追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理論交鋒并考察近百年來對其的評論,我們認為,首先要突出對爭論研究的學術性,不能簡單地定義為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馬克思主義戰勝了無政府主義是學術界乃至大眾文化中的常識,如果取消學術研究的態度去分析這一歷史事件,那么關于該問題論證的公信力就會嚴重下降,而回到歷史發生的現場以客觀立場展現歷史發生的具體情境與進程本身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還原歷史事實,我們看到,新文化五四運動時期,各種各樣的思潮、學說、理論在中國大地展開激烈競爭為中國歷史走向提供解決方案,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只是這些紛繁復雜思潮中的一個部分。馬克思主義戰勝了無政府主義在等各種思潮從而塑造了現代中國的基本形態,是由于其理論本身的真理光芒與為之獻身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其真理性隨著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而不斷展現與豐富又以實事反過來為當時的勝出奠定基礎。

  許多受過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進步人士,通過參與或旁觀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包括惲代英與毛澤東在內的一大批在日后成長為黨的重要領導人的青年先后與無政府主義決裂,這導致了無政府主義的解體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壯大。而對那些杰出青年產生深刻吸引力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本身的深度必須給予客觀分析,如果馬克思主義經過復雜斗爭戰勝的是一種根本不值一提的思想,那么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真理性也會大打折扣。無政府主義揭示了一部分真理表現在對當時資本主義時代一定深度的把握,無政府主義將包括資產階級國家在內的一切政府指認為玩弄人民的騙局,因而將視域局限在政治領域而無法進入決定性的經濟領域,從而錯誤地判斷中世紀城市的瓦解認為是政治力量的干涉而無法到達資本塑造世界社會新秩序的深度,“不單單是一個保護某種政治自由的政治組織。它試圖在比村落公社更大得多的規模上組織一個在消費和生產以及一切社會生活方面進行互助和互援的緊密組合,而又不把國家的枷鎖強加于人,卻使屬于藝術、技術、科學、商業和政治組織的每個獨立階層的個人都能充分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創造才能”[24]。 但其對于政府的批判對飽受中國傳統專制政府壓制與帝國主義政府在中國橫行帶來的痛苦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有較大吸引力的,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無產階級政府之前一切政府的壓迫本質。雖然無政府主義對于資本主義時代的分析并未到達馬克思主義揭示資本運動規律的深度,停留對于對大機器生產的批判與對往昔手工業的田園牧歌式的懷念,“在普通物品的制造上, 機器是要代替手工的。同時現今完全在工廠中制造的多數物品的美術裝修上, 將來手工是要凌駕機械力的。在將來數千種新工業的發育上,手工業是要永遠維持其重要要素的”[25]。但無政府主義對于資本主義深刻壓抑人性的直覺是正確的,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在近代與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相對的滯后性,導致了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于發展落差的遲鈍,即無法獨立準確判斷無政府主義所批判的對象的本質是什么,只有借助更為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完成對其所處時代的深刻理解,提出中國救亡道路問題的解決方案。

  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觀條件是他們能夠戰勝無政府主義的原因之一,而這些主觀條件的培育對于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研究條件受到文獻數量有限與社會動蕩的影響的局限中,通過俄日等外語或者中文翻譯文本孜孜以求地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真理。并且有他們早年求學的刻苦鉆研精神,積累豐厚的中文古典素養造就了一流的文字能力,因此對于在論爭中得心應手地以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語言習慣來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使馬克思主義富有中文語言魅力,從而吸引更多進步青年接近乃至最終信仰馬克思主義。

  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爭中包含著許多超出論爭本身的思想資源,本文僅以陳獨秀當時的文章為例來激活其對今天的啟迪意義。中國當時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并非一般意義上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在這樣的客觀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中看到了中國實現跨越式突破的可能性。陳獨秀準確判斷了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育,但是帝國資本家對于中國的掠奪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可能性,使得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性的橋梁在于政治革命,創造實現革命成功條件。蔡和森、惲代英、李達在解決馬克思主義這一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情況是否應該或如何相結合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陳獨秀的影響。盡管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戰勝無政府主義者時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資源,而這些思想在隨后的中國革命進程中產生了負面效應。陳獨秀與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集體與個體之間存在著矛盾關系,無政府主義所選擇的取消集體主義的解決思路無疑是不具備現實性的,而陳獨秀則試圖通過絕對強制的方式解決矛盾,他指出社會主義時期依然存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個體與集體的矛盾,但卻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不同歷史條件下個人自由空間開拓的問題,一味強調個人對集體的絕對服從,忽略了個人與集體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關系,忽視了即使在同一歷史條件下不同情境中個人與集體關系的復雜多樣性。這些負面思想的影響一致延續到建國后某一階段的政治生活,這是需要我們今天在繼承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必須加以揚棄的。

  注釋:

  [1] [法]普魯東,《什么是所有權》[M],孫署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77頁。

  [2] [德]麥克斯·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21頁。

  [3] 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1918—1922)》[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2年,第223頁。

  [4] [俄]列寧,《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289頁。

  [5] [美]阿里夫· 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7頁。

  [6] 張志懷,《中國無政府主義:二十世紀初的“烏托邦”》,載《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5期。

  [7] [美]阿里夫· 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4—165頁。

  [8] 黃凌霜,《評〈新潮〉雜志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載《進化》1919年第2 號。

  [9] 區聲白,《區聲白至陳獨秀》,載《新青年》1921年第9卷。

  [10] 李大釗,《自由與秩序》,載《少年中國》1921年第2 卷。

  [11] C.T(施存統),《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民國日報》1921年副刊“覺悟”。

  [12] 陳獨秀,《談政治》,載1919年《新青年》第6卷。

  [13] 陳獨秀,《陳獨秀答區聲白》,載《新青年》1921年第9卷。

  [14] 同上。

  [15] A·D(易家鉞)《我們反對“布爾扎維克”》載 《奮斗》1920年第2號。

  [16] 陳獨秀,《談政治》,載《新青年》1920年第8 卷。

  [17] 同上。

  [18] 同上。

  [19] 陳獨秀,《陳獨秀答鄭宗賢》,載《新青年》1920年第8卷。

  [20]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3頁。

  [21] 同上書,第84頁。

  [22] 李達,《評第四國際》,載《新青年》1922年第9卷。

  [23] 同上。

  [24] [俄]克魯泡特金,《互助論》[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170—171頁。

  [25] [俄]克魯泡特金: 《田園、工廠、手工場》[M],漢南譯,上海:上海自由書店版,1929年,第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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